警惕构建当代的“历史现场”

近年来，文化遗产已经被视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资源，普通民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也明显提高。地方政府在原来比较粗放式规划与保护的基础上，积极组织文物保护和旅游规划专业人员共同参与，对文化遗产进行深入的保护和利用。表面看来，历史遗产保护似乎已经走上正轨，但实际上， 历史遗产该保护什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界限在哪里?启动文化遗产修复的门槛是什么? 已毁文物建筑该不该重建?保护原则的含糊和理念的漂移导致专业领域内各方观点与思路莫衷一是，弥漫着困惑、争议甚至意见的尖锐对立。一些历史遗产在某些专家看来是抢救性修复， 而在另一些学者眼里却是“保护性破坏”。事实上，绝大多数的争议和质疑都将“原真性”卷入其中。

原真性(Authenticity) 概念最早出现在《威尼斯宪章》的导言中，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定其为评估、监控文化遗产性质状态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原语境中特指文化遗产信息的真实与完整状态，可以理解为“真实性”。近年来，“原真性” 成为人们关注文化遗产保护的焦点概念，其本身并不难把握，但具体如何与实践结合，问题就变得异常复杂。一方面，文化遗产的“陈旧” 或“衰败” 正是其岁月留痕的结果，是历史沧桑的真实写照，历史文化特质的外在表现。另一方面，“苍老衰败” 的加深必将使文化遗产走向消逝。面对这些难以割舍的珍贵文化遗产，是任其“风烛残年”，展示原真而自然消亡，还是果断修补干预，消除缺损，延年益寿呢?我们似乎陷入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境地。其实，在一个半世纪前，欧洲就已经踏上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征程，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各种争议与困惑早已经历过智慧的碰撞。对于推进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来讲，重温一番这富有逻辑与激情的历程，颇具现实意义。

历史遗产“原真性”保护的历史追踪

19 世纪中后期，欧洲的历史建筑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保护工作已全面展开，与之伴行的是两大学派，即法国人维欧莱·勒·杜克(Viollet-le-Duc)所代表的“ 风格修复” 学派和以约翰· 拉斯金(John-Ruskin) 为代表的奉行“绝对保护” 思想的英国文物学派。前者主张积极修复干预，后者坚决反对。

拉斯金对修复文物的做法给予极其犀利的批判，“修复，它意味着一座建筑最彻底的毁坏。” “就像不能使死人复活一样，建筑中曾经伟大或美丽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复原。” “既然灵魂不能再现，那么，徒然保住一个躯壳就毫无意义了，而一切修复都只能是造出一些没有意义的假东西来。” 他主张“加强经常性的保护”，如“及时盖住屋漏、疏通水沟、固定松动的石头，给歪了的建筑物支上木撑。”

英国文物学派另一代表人物威廉·莫里斯(Wil?lian Morris)指出:“文物建筑的价值超出了建筑的范围，每一座古建都是历史纪念碑，包含了那个时代所留下的印迹。” “修复行为就等于设定一个人可以穿越时空到建筑物建造的时代精神里去，并且自己可以完全等同那位艺术家，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事实。” 莫里斯判定，建筑师存在认识的局限性，他们的职业所造成的过于热心“修复”，以致破坏了文物建筑作为历史见证物的价值。1877 年，他创立古建筑保护协会，来践行自己的保护理念。时至今日，该协会的理念未变，在英国历史遗产保护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2012年还获得欧洲文化遗产奖章。

法国的勒·杜克认为:“修复并不是整理、修缮，而是让建筑回到它从来未有的状态中，这个状态可能不属于任何一个时代，但却是符合风格特征的状态。”至于以何种风格为修复标准，勒·杜克这样回答，“每座建筑物，或者建筑物的每一个局部，都应当修复到它原有的风格” “像它应该的那样” 甚至“比原来的更好”。面对英国文物学派的激烈批评，他为自己辩护说，“一座建筑只有被视为同属于两个世界--一个唾手可得的当下和一个遥不可及的过去时，才成为关联的历史。” 巴黎圣母院是他“风格性修复” 理念的代表作。为追求他心目中某种纯正的风格，勒·杜克对所有的缺失和损伤都作了全面的修理，甚至在国王廊中，加上了以自己为原型的雕像，替换大门三角楣上的浮雕，还添建了原来没有的尖塔。

在法国派与英国派争论不休中，另有一些学者既排斥“风格修复” 学派的理念与做法，也不完全认同英国文物学派过于保守的态度，他们的主张越来越成为主流，格奥尔格·德里奥和阿洛伊斯·里格尔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里格尔提出了“年代价值” 思想，德里奥倡导“要保护，不要恢复” 的主张，这些创见很快被欧洲学术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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